反思写作
2015年的《惊惶庞麦郎》和《我的滑板鞋》一起成为各自领域的爆款。
《惊惶庞麦郎》：“他的头发板结油腻”，“一推门，一大股食物腐烂、被单潮湿的味道”。“床脚的被单上，沾着已经硬掉的、透明的皮屑、指甲、碎头发和花生皮”。“隔着半透明的玻璃门，一边蹲坐在马桶上一边说，”“女服务员正在把旧床单扯下来，一抖，毛发、皮屑泼泼洒洒散在空气里。”“他起身，冲水，马桶剧烈抖动。”
《约瑟翰·庞麦郎：他的魔鬼步伐你永远不懂》：MV也要一遍一遍看，欣赏他动态的帅气和爆表的颜值！庞麦郎已赐你采访机会，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毕竟他对本刊不像对别的媒体那样张口就要收费，这已经很感动人了有木有？——《南都娱乐》
我当时看的时候带着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现在看更加不舒服了，也终于明白那种感觉为何而来了。记者文笔犀利，把被采访者置于一个无数倍放大的镜头下，让他的不堪，掩饰无所遁形。我想起我打游戏时候，认识了好多富二代。因为好面子，我就说我把身边人的一些奢侈事迹夸张给他们讲出，又被他们一一拆穿，我当时感觉是那样的无所遁形，他们一步步逼问我细节，我什么都讲不出，就像作者文章笔下庞麦郎在记者的追问下无法圆回为什么说自己祖籍是台湾。
有的人说《惊慌庞麦郎》的作者鲸书用笔杀人，青年作家蒋方舟认为：“一个精神病人的病历因为残酷所以好看，可我们都不是有资格鉴定他的医生。”和消费偶像不同的是，我们在消费他们的病历：贫穷、滑稽、怪异、残缺、底层身份与宏大梦想的落差。她还说，“任何人的生活在这样粗暴片面的观察下都挺不堪的……庞麦郎是时代的悲剧和弃儿，可消费他的公司和电视台心态也是扭曲的。”这也是很多人的观点，作者又被推到了风尖浪口。
庞麦郎的经纪人白晓把庞麦郎比作现代版“堂吉诃德”，他形容自己和庞麦郎某次演唱会成功后忍不住在后台哭，闹钟浮现的是庞麦郎背着蛇皮袋离开大山，搭车走进城市的样子。他如此奉献自身的原因就如同他所言：“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他能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第五大道的孙亚菲说，一个35岁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缺乏音乐天赋也没受过任何专业培训，但却怀揣一颗与自己实力远远不匹配的心，按道理他是没有机会成功的，他们能够”成功”，才是噩梦和悲剧的开始，他们的卖点不是才华，而是他们那些不切实际的宏大梦想与身处底层之间巨大落差带来的荒诞和滑稽之感所产生的话题性和娱乐性，但已经占有了公众资源还继续贩卖梦想的除外，必须被他人评头品足，但更应该反思的是，那些把他推到聚光灯下和在周围驻足观摩喝彩的人。
我想这份荒诞滑稽也在作者鲸书身上体现出来了，鲸书写那篇采访的时候才21岁。豆瓣上沈诞琦转了一条评论：“初读惊惶庞麦郎时，就觉得作者一定跟我一样是小镇姑娘；今早看到她写的《继父》，除验证了这想法之外，补全了我对她的一切想象。于是最初关于庞麦郎一文的‘优越感批判’就更显可笑。我们这样的姑娘，何来的优越感——当然，如果你说，苦难也算。我们心里都住着那个庞麦郎，拼命想掩饰来自过去的头屑。”
知乎上有个有相同经历的答主解释鲸书对庞麦郎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批判和优越感，而是同为难民才有的尖酸和领会。答主总结说全天下的小镇都一样：“闭塞，灰蒙蒙，鸡飞狗跳；居民苟且生存，剩余精力用来互相缠斗。这样的小镇，每一辈人都有那么几个人天生敏感，敏于草木、人情、美，对恶、丑、无聊、平庸也有同样敏锐的感受。”这种禀赋，在庞麦郎的身上体现是“狂妄自大”，在鲸书身上体现是“尖酸刻薄”。
答主最后感慨道：他们一生，都有拼命逃离的姿态，逃离穷困，逃离苟且，逃离人间失格。至于为什么这篇文章一眼能看出是小镇姑娘写的，很简单。因为，庞麦郎也是逃离者；只有同为难民，才有那样的尖酸和领会。找了几篇鲸书的旧文来读，她写人物一向冷酷如写病历。但庞麦郎这篇，作者对笔下人物的言语动作表情尤其警觉，是动物遇到同类的强烈反应。这篇《惊惶庞麦郎》，让不少读者误读出优越感，是因为的确有一种“优越感”，但不是社会地位上“中产阶级少女”对农村青年的优越感，而是：“想要逃离那种地方，融入这里，本来就是很艰难的，你看我就比你勇敢。不勇敢怎么能行呢？”
我深切感觉别人对鲸书的严厉，就如同鲸书对笔下的庞麦郎的严厉。只是庞麦郎的音乐一无是处，没有和梦想匹配的才华，而鲸书有点才华，但语言、品味、举止还没跟得上。庞麦郎张嘴就是谎话，举手投足就出卖自己；鲸书在北京读书，又读万卷书，更能用笔来掩饰自己。别人说记者精明，我想起前段时间有个对自己上国际学校有优越感的人说：“我的特权是包容”，如果一个人真的精明，那她肯定该学会不要把对其他人的鄙视摆上台面，因为这样别人会觉得你是个“刻薄的富人”。
刻薄和犀利在我眼里是一种非常容易上手的讲故事方式，更多的写作技巧，比如情景重建、细节、结构、金句、倒叙、插叙则需要更丰富的内容。 我想鲸书笔下庞麦郎的特稿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没有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如果要写一个人，则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他的生存环境，不光是他的日常，还有他的成长环境，他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制度性的问题，仅仅相处20多小时是不够的。
文中介绍了他的生活环境，写了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但这些细节和人物生活的关系，不是真实的关系，而是记者看到的隐喻的关系，就像你看到他家里的东西，你觉得他跟他家庭的东西可以反映他心理，或者反映灵魂的东西，就给它建构了一种象征隐喻的关系，而这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的不是象征和隐喻，而是一种更真实的生活需求，我们生存受到的限制这样的本性的东西，象征和隐喻需要建立在生活的需求和限制之上，不能抽空这个根基。
记者把第一观感用感知，用语言去推演，就是没有办法建立人物与真实生活的联系，就只能通过文学手法，通过天赋来建立一种隐喻和象征，但庞麦郎的稿子就是充满了隐喻和象征，一些现场和生活的细节，隐喻庞麦郎的人性，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联想，这样一种联想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确切的，但它又用了这种笔调，看似是零度叙述，在这种零度背后隐藏着上帝视角，一种强烈的上帝视角，这是通过叙述来实现的。庞麦郎始终处于一个被叙述的地位，没有跟作者来进行同等的对话，作者也没办法跟他进行对话，她就看了这么点东西，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努力通过这些东西来衍生出更多的意义，由此来影射庞麦郎的性格，庞麦郎的命运。
我写这么多其实也是我在反思我自己。我写过我在加拿大底层的观察，我妈妈看了后对我说很犀利，黑色幽默，把我老板那样没文化又贪婪的人写得跃然纸上。我看完《惊慌庞麦郎》惊觉，她犯的错也就是我犯的错，而且我本来有能力不犯错的，因为我和笔下的人接触时间要比她采访久得多。我一开场就写老板贪图小利妄想用非常低的工资招聘到很好的员工，又用“小市民智慧”让我去华人论坛骗人。我预想我这个开头确实很有冲击力，但我老板并不是这样单薄的人。
语言是多么尖锐的道具，我只要有选择性的复述有内在矛盾的话就可以暗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我写老板想用【最低工资】招到一个【高素质人才】；再比如我写室友穿着【室内拖鞋】走到【街道散步】又闲庭信步【走回她的房间】。我可以说我没有偏向客观描述事实的同时复述我房东说：“穷毛病。”不用脏我自己的手，我就可以把几个普通人按到大家喜闻乐见的小市民的标签里。可我在反思，我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呢，写一个猎奇的故事，以示我是其中唯一的清流？没有人能敌得住这样的放大镜观看，更何况我和他们生活这么久，我甚至不用暗喻，我可以巧妙地剪切真实的事来有意把一个人矛盾冲突化。
我观察到我老板咳痰非常严重，就算开车时候也忍不住想吐，就打开车门探出头去吐，也因此从来不系安全带。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这件事，因为我观察到我们公司的几个工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这样的木工工厂和建筑工地都有非常严重的飞尘，他们就算戴口罩也没有钱总是更换，所以因此喉咙总有一种被灰尘糊住的感觉。再往深里挖掘就是（加拿大）政府严格监管工人和工地的证件。我觉得这就像项飙教授对北京“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评论：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边缘人群。但是切除的运动，强化了边缘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们生活在一种时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彻底放弃平等融入机会的状态中。「可切除性」生存，不仅意味着要承受更高强度的劳动、接受更低的工资和福利，而且意味着要挤出更多的积蓄、牺牲更多的生活享受，以房租、借读费、看病费、交通费——以及刚刚发明的外来人口高额人头费——的形式养着城市。在一些被清理地区的房租猛涨，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被驱逐和被榨取是同一过程。驱逐是榨取的条件。
切除边缘人群，不会使边缘人群消失，而只会使边缘人群更边缘。清理低端，是把外来人口进一步低端化。
这就是我对老板随地吐痰的原因的深入探究。再往源头讲他们为什么要移民过这样的生活，其实更需要深入地观察和思考，显然是我的水平达不到的，我只能拾人牙慧，找别人总结好的话找补上去。想把人物写得深刻，就必须展示人物的内在矛盾，要涉及人物从小的成长经历与成长环境。人物的性格、动机、信仰、价值观实际上都体现在他为了解决内心矛盾而采取的行动上。
说实话，我的经历，既写不出人性，也写不出对社会制度的反思，最后只能写成传统小说的似是而非，而这正是我最讨厌的，也不愿意实现的。
慕容雪村为了写作《中国，少了一味药》冒着生命危险卧底传销组织23天，向读者展示了传销者如何蛊惑普通人。他是这么描写生活艰辛的细节：“每人每天的菜钱只有三毛五，只能买到一些烂掉的黄豆芽，每顿饭的米不能超过一把，盖的是发霉的黑心棉，洗澡被严厉禁止，洗脸只用一点点水，连刷牙的泡沫都不能浪费，全都倒在污水桶里，留着冲厕所。”我和国外这些传销的人亲密接触这么久，可以写出一样好的细节，但我能写到什么程度呢，是像亲历奇观一样描写，还是能把握他们为什么走向这样的生活呢。
作家王跃文曾经针对文学不接地气的弊端指出：“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文学必须对现实和历史问题作出思考，文学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
这是我的目标。